参  军

“山那边呀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些歌是我上中学时参加“4·21”反饥饿，反内战闹学潮时上街游行和校园罢课时开篝火晚会唱过的。没有想到就是这些歌为我参加解放军立下了“功”。

重庆解放不久，部队就公开招收新兵。有一天我和一个外号叫野兔的同学（原名记不清了，因他跑得快故称野兔）在街上看到凤凰台在招兵，我俩便以试试看的心理去报名，当时还有点害怕，在门口问了问站岗的同志，他对我们说：“你们到二楼去看看，那里在考试。”到了二楼见有几个同志坐在桌前，一个戴眼镜个子有点高的同志问道：你们来干什么？我俩说：“来看看参加考试”。另一个稍矮长得较清秀的同志说：好嘛，你们一人先唱一首歌。当时我就毫无顾虑地扯开嗓子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歌刚唱完，紧接着就叫我跳一个舞，我说不会，扭秧歌儿行不行？在一旁戴眼镜的高个子同志说，可以，我就自唱自舞地扭了起来，还未扭完，一个瘦高瘦高、两只眼睛鼓鼓的同志说不要扭了，要我做一个小偷偷东西的动作。这下可把我难住了，从来没干过这种事，怎么做呀！正在这时那个瘦高个子转身去拿茶杯喝水，我发现他的手帕吊在了裤子口袋外面，我便悄悄地很快地把他的手帕拖了过来，放进了我的口袋里，等他转过身来时，这一动作已全完成了。他随口便说：你这小家伙还真行呀，把我的手帕都偷走了。接着让野兔同学唱歌跳舞，表演动作，完后叫我们三天后再来。三天之后我们来到门口，看见榜上写有我的名字，当时非常激动，非常高兴，但又有些害怕，因为不敢给父母讲。经过反复的思考，回到学校找了班主任黄老师（注：即黄清华老师）撒谎说家里有事要求请假，骗得了老师的同意，第二天我就没有去上课，也没有告诉在同一学校读书的哥，一个人在寝室将仅有的三件衬衣、两条裤子，一起穿在身上，给父母留下一张条子——我参军去了。到部队去报了到，哪知在星期六学校放归宿假，我哥去叫我一块儿回家，发现我不在学校，后来在我的枕头下才看见了“我参军去了”的留条。

家人经过多处寻找，最后才在凤凰台把我找到了。当时父母哭着要我回家，并找队里领导要人，使得领导很为难。对领导给我谈：怎么样？参军是自愿的，你父母哭着要你回去，你要回去也可以，由你选择。看着父母哭得死去活来的样子，我心里确实也很难受，非常地矛盾和犹豫。但到部队是我向往已久的事，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锻炼自己，考验自己是义不容辞的，况且我已穿上了军装，如果跟父母回去，岂不是成了逃兵吗？可耻。考虑来考虑去，狠了狠心站在父母面前，流着眼泪说了一声：我要参军，为了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深深地向父母鞠了一躬，便跑回宿舍去了，再也没有回头看看他们，也不知他们是什么时候离去的。就这样，我踏进了解放军这所大学校。编入34师文工队，成了一名队员。当时年龄才15岁。

抗美援朝

1950年11月，在重庆黄桷垭，当时的川东行署礼堂，我们文工队给100团剿匪庆功会演出后，不久便随着师政治部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乘上“民来”船，顺着长江而下，在宜昌又改乘“民权”船经汉口乘火车到了河北的深县。在那里部队进行改装待命，做赴朝前的战备工作。到深县，正逢新春佳节，部队要给地方政府和群众拜年，文工队接受了此任务，便组织排演《新年大合唱》代表部队去向各级政府拜年。这次排练全队总动员：有秧歌、腰鼓、高跷、活报剧、小合唱、舞蹈、旱船等大“杂烩”，场面很大，热闹非凡。开始叫我练腰鼓、高跷，不知何故快要演出的前一周，突然把我调到了旱船组。当时这个组只有两个男同志——龚诚和我。排角色的时候，龚诚扮演划船的老头，叫我扮演坐船的“车幺妹”，当时我心里很不舒服。这么多的女同志，为什么要叫我来扮演个女的呢？心里虽然不舒服，但是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非常委屈的我，只能接受了任务。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在旱船组的还有张涛、林天玉、章华馨等五六名女同志，她们是护船者。龚诚的化妆很好办，找卫生员要点棉花贴在嘴边就可以作为老头了。而我要扎头巾，要穿裙子，还得涂脂抹粉等。几个女同志就忙着给我借衣服、鞋子、头巾等道具。衣服，她们把跳蒙古舞裙衫给我一穿，就把袖子弄破了，借来一双大姑娘的绣花鞋，拿来一穿，只能放进四个脚指头。大家都笑了起来说：这个“姑娘”的脚真是三寸金莲横着量——不小呀！后来，只得找一个村姑借来一件对襟的大红花薄棉袄，裙子用一床红色被面儿代用，鞋子只好穿上发的大头棉布鞋了。这下变成了一个很丑的“大脚姑娘”，让人哭笑不得了。这可是入朝前让我难忘的一个小插曲——当了一回“大脚的车幺妹”。

在深县部队全部换成了苏式武器后，于3月21日跨过鸭绿江入朝。

特殊武器

在深县过完年，队里就做了人员调整：张淮调师司令部，胡晏平、宋平、王桂康、高远飞和我调到师政治部。第二天，我们打好背包，在事务长和文书处办好了手续，就去政治部报到。张淮到司令部任收音员工作。我们到政治部的，胡晏平分到了敌工科，宋平分到了青年科，高远飞、王桂康和我，三个小鬼分到了秘书科。上班的第一天，施大姐给我们布置任务前，发给我们三人每人一个小三角板，一支铁笔，一块钢板，一筒蜡纸。具体任务是让我们学刻字。接着施大姐就给我们做示范，她拿着小三角板放在有蜡纸的钢板上，左右手配合着横、竖、上、下、左、右来回地划着，很快地一行行清晰的字便刻出来，要我们以此为样板照着来完成。我心里很怵，从来没搞过这玩意，字本来就写得不好，怎么行呀！一笔一划的要刻得粗细一样、每个字的大小一样，刻出的蜡纸印出的字要像铅字一样的清晰，同时刻的速度上还要快。学习的时间这样短，要求这样高，真感到有些为难。但是，这是组织的安排，这是战斗任务绝不能推辞。我们三人便各自找了一张桌子开始练习。最初刻的时候，掌握不了下笔的轻重，一戳就是一个洞，刻好的蜡纸印出来的不像字，而是一个一个的油墨黑点。手刻得发痛，腰坐得发酸还完不成任务，达不到要求，叫人发急。施大姐批评了我们，又耐心地给我们作示范，并讲她的经验和操作的要领，并进一步向我们提出了要求，三天之内必须学好，达到要求。硬任务下来了，这就是战斗命令，我们不分昼夜的刻呀、刻呀，从早到晚，有时一个上午要刻三张蜡纸，三天下来，手上打起了茧子，手腕都无法伸直，坐得腰酸背痛，总算是刻出的蜡纸，印出来能清晰地认出字了，基本上达到了要求。接着又开始学涂标头、涂改错字、排版、套版、怎么插图、套色等等技巧，同时，还给我们在政治上提出要求，要求“保密”。赋予我们的是特殊的武器。

出  报

在朝鲜没有报纸，没有收音机，对国内、国际的消息是一个空白。师里确定由政治部每天出一份战地小报——《人民广播》，以报道国内、国际新闻为主，发到基层连队。新闻的来源收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晚23点30分用一个语速慢，每句念三遍的《记录新闻》形式，播出的每天新闻。当时师里确定由担任收音员的张淮来完成收录新闻的任务，刻印的任务由秘书科来完成，科里便叫我和王桂康来承担。在朝鲜部队都是夜间行军，白天隐蔽或打仗。张淮同志只好同白天打前站的同志先走，利用晚上来收录新闻，而我们则是白天刻印报纸，晚上背着钢板、行装与部队一起行军，同样与战士们穿梭在战火之中。刻钢板没有桌子，用两个背包叠起来，把油印机放在上面，席地而坐，开始工作。从跨过鸭绿江的第一天直到五次战役开始，18个昼夜白天工作，晚上行军，每天我们只有2～3个小时休息时间。记得有一天的晚上行军，走着走着我就睡觉了，一下倒在了地上，在迷迷糊糊之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让小赖子拉着马尾巴走。”我眯着眼睛，两手紧紧地拉着马尾巴，就这样走到了宿营地，只休息了三个小时又开始了工作。真可谓发挥了马尾巴的功能。

每天的新闻稿都是在凌晨4点钟左右，我们宿营隐蔽时，由张淮同志他们派的通讯员给我们送来。有一天稿子迟迟没有来，正等得着急时，噩耗传来：白天打前站的同志遭到了敌人的袭击，张淮同志负了伤，抢救无效牺牲了。今天没有稿子，听到这一消息我们都很惊讶，有些不相信，昨天还在给我们传递新闻，今天却离开了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事哟。张淮同志和我在文工队时是一个班里的，在入朝时又是工作的搭档，我心里很沉痛，眼睛红了湿润了，泪水便夺眶而出，张淮他那圆圆的脸蛋，小平头，中等身材，朴实憨厚常带微笑，和蔼可亲的面孔，一下浮现在我的眼前。亲密的战友，你那青春的生命被敌人夺去了，我们要为你报仇！绝不会让你的血白流！血债要用血来还！张淮同志离开了我们，他那工作踏实认真负责的精神我们不会忘记的。这一噩耗更加激发了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当听到敌机在头上的声音时就想端起枪把它打下来。科长给我们做工作，要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张淮同志走了，我们的报纸还得办，而且还应办得更好。后来新闻记录稿就由贺应芳同志她们组织收录后转给我们。《人民广播》这份传播信息的战地小报仍然坚持按时每天与战士见面，活跃在战火之中。在此，我要多写一句。我们的好战友张淮同志，50年过去了，你那光辉的形象时时刻刻铭记，在我们心中。张淮同志永垂不朽！

点滴小事

（一）护送彩号

朝鲜五次战役的前一阶段，我和王桂康分在一个小兵站工作，只有4个人。一天傍晚接到一个突击任务：要我们两人去前沿临时战地医院清查护送彩号。执行任务是军人的天职，我俩各自备了一匹马，拿了一支枪就上路了。借着敌人照明弹投下的“天灯”，我们俩边走边说，遇到情况（特殊）怎么办？王贵康说，不要随便开枪，一开枪就暴露了目标，我们两个小家伙是抵抗不住的，必须看清楚情况才动手。在这夜深人静，战地之中，我们的确有些害怕，有时路上行走的马叽呷叽呷的声音和不时从路边树林里传出来的鸟叫声，以及草丛中闪闪发光的磷火，叫人听着和看着都感到毛骨悚然。正在我们想走小路时，突然听见右前方树林里有响声，同时有一个白点在晃动，桂康小声说，把枪端好。这时白影子越来越靠近我们，我们俩不约而同地扣动了扳机，嘟嘟……各发射了一梭子弹，随即扬鞭抽马很快跑过了这一树林。当时我是吓出了一身冷汗。后来，我们不敢走小路了，只好沿着公路而行。就这样走着，有时路边被惊的鸟儿突然从草丛中飞出来也叫我们受惊骇。凌晨四点多钟，我们到了目的地，四处都是废墟。我们找了一个炸弹坑，搬来几块石头，拾了几支树枝把马隐蔽起来，就在一个草垛上睡了一觉，天一亮，醒来吃了几口炒面，喝了几口溪水，擦了擦眼睛，就去了一个山沟里的所谓的战地医院。开始清查彩号，整个山沟里有坐着的，站着的，躺着的，到处都是彩号，缺腿的、缺臂的、眼瞎的、烧伤的，我们一个一个地去询问，凡是我们“920”的就登记起来，并给他们讲集中的时间和地点，同时安慰他们说：我们是来接你们。整整一天，我们俩就没有再吃过一点东西，一直到黄昏时将集中的彩号组织好，让轻伤者抬着或者背着，搀扶着重伤员，一个接一个，慢慢地步行走动，我们俩又才吃了几口炒面。就这样将彩号护送到了师卫生队。

（二）找“肥鸡母”

入朝的初期，因为离前沿较远，各单位还可以集体开伙。在接近前沿时敌人的飞机增多了，无法炊烟袅袅。这时大多是吃干粮、罐头，战斗一打响那就是一把炒面、一口溪水了。五次战役中更加艰难，因为被敌人截断了给养的路线，当时大部分同志是手提一个罐头盒，拄一根拐杖，走在有兵站的地方能找点吃的，如果没有吃的，只有以野菜充饥了。这样五次战役一仗打下来后，人们非常的馋，每天三餐虽然能保证，但是蔬菜、副食就相当地缺乏，有时主食都只能是高粱米，糖果、副食就更谈不上了。这下可是把老烟哥们憋坏了，每月每人发一包“前进”牌香烟末，根本就不够他们过瘾的，文工队的女同志不抽烟，支援他们仍喊不够，烟瘾发着的时候，他们只好以干树叶儿来代替“吧”上两口，过过瘾，直叫难受。政治部、司令部的首长发的东西要多一些，并且经常开会，当时吴宪忠等几个烟哥，找到我们几个小鬼打招呼，要是我们去首长们开会的会场，就给他们找“肥鸡母”。开始我们不知道“肥鸡母”是什么，经他们解释才知道，是指首长们开会时吸剩下的烟屁股，看着他们可怜的样子和渴望，我们答应试试看。果然有一次等首长们开完会后。我们去会议室一看，桌上、地上是扔有一些“烟屁股”，而且还是“大生产”牌的香烟。我给烟哥们拾了一些，这以后凡是有首长开会，会后我就帮他们收集“肥鸡母”，收购一包后就给他们送去，烟哥们接过手，确实是把这当作“肥鸡母”一样宝贝，来打牙祭了。

（三）看虱子

在战火硝烟的艰苦日子里，不管你是多爱好的人，多么漂亮的姑娘，多么帅气的小伙子，都无法讲究爱好和搞好卫生，这是特殊环境所造成的。行军打仗时，只要有一个能避风、隐蔽之处就很不错了，有时就是在树林里临时挖一个坑，垫上一点树叶栖息一夜也觉得万分舒适。五次战役下来，人们基本上都失去了常态，头发长长的，满脸胡子，白衬衣就成了黑衬衣，面衫是油腻破烂不堪，大衣只是背心部分还剩下一点棉花，其余部位的棉花都被扯出当手纸用了。虱子、跳蚤是无人不有，男同志剃了光头，可女同志就不行了，头发成了虱子的大本营。最初，同志们称虱子是革命虫，后来大家一想，这家伙吸的是革命者的血，咬得同志们不得安宁，怎么能称它是“革命虫”呢？只能叫它是“反革命虫”。在谷山的梨木洞休整的时候，有一天我去文工队玩，见到一些同志在树林里防空休息，还没有等我找地方坐下来，宁仰年同志便叫我：“小赖子，来帮我看看头上的虱子。”这点小事，反映了战争的残酷和艰难，同时，更让人们看到在那战火中，不分男女，不分大小，同志们之间的团结，互助，友爱的精神。

（四）同穿一条棉裤过夜

朝鲜的寒冬，夜里的气温都是零下30—40度左右。在行军中宿营下来根本睡不上热炕，能有一个避风的防空洞就非常好了。作战都是轻装上阵，一床薄夹被、一件夹大衣、一双胶鞋，再加上铁锹水、水壶、武器、干粮等等，一个人的负担就不轻了。行军走路不觉得冷，一旦宿营了，钻进防空洞里，一股寒气有时让人冻得发抖。又没有多的取暖之物。我就与贺应寿同志商量：一人睡一头，然后把两个人的裤腿筒在一起，两人的脚对脚，穿在一条棉裤里，而后盖上大衣和棉衣，就这样来增加热量过夜。真是战友的暖流情深难忘。

点滴之事难以描述完，这些往事虽然不能一一记入史册，但是我们的青春年华的风姿，爱国、爱民的热忱，战友们在血与火之中凝结的友谊将是永恒的，并将在夕阳之中再发出光彩。

转当炮兵

阻击战时，我们秘书科的防空洞刚刚搭好，没等洞干燥，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们几个缮写员就先住进去了，每天睡了起来，被子、褥子，都是湿的。一天早晨，我穿好上衣正要站起来，突然一下子又软软地瘫了下去，再也站不起来了，急得我直想哭，只是喊：“陈科长，我站不起来了，不能走路了。”陈科长和金秘书很快把我背到医务室，卫生员给我扎针、注射水杨酸钠针药，又给我口服药丸，才稍稍地站了起来，但是不能坚持很久，从此我就很少走路，只好坐在炕上完成任务，饭由同志们给我带来，没有几天陈科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小赖子，怎么办？关节炎回国养病吧。”我没有理会他，久久不说话，陈科长见我不说话，又说：“不能走路，我们背你走是背不到多久的哟。”听他讲完，我生气了，便说道：“不能走路是暂时的，打针吃药是可以好的，不需要你们背，我自己爬也要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为保卫祖国人民做点贡献，况且我现在手还能动，还在工作呢，绝对不能因为这点小毛病就回国休养。”陈科长看到我真的生气了，就没有再往下讲，又过了几天他又来到我身边，轻言轻语地对我说：“小赖子呀，七号（政治部主任）问你，今后想干什么工作，你不是说只要不多走路的单位都可以去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部队很快就要改装了，要把八个骡子拖的炮全部淘汰，换成用汽车牵引的大炮，你去不去炮兵部队呀？今后真的不用多走路了，可以坐车打仗哟。”听他讲后，我的心里感到乐滋滋的，但是又觉得离现实还远，同时阻击战刚刚开始，自己还没有出点成绩，舍不得离开大家。心想，这可恨的腿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生毛病，同志们也来劝我，给我做思想工作，终于让我下了决心：服从组织安排。为了顾全大局，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政治部，到了炮兵训练总队。经过治疗，身体得到恢复，很快就参加了新式炮兵武器的学习，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被任命担任炮兵教员。第一个任务就是为15军参加上甘岭战斗的炮兵部队培养观察员。

从朝鲜回国后。我又调到师接装委员会，参加接装。接装任务一完成，就到了师炮兵司令部。1954年10月，经过组织推荐，到长春军事师范学校射击系学习。毕业后在北京参加了全军的第一届运动会和社会主义国家举办的国际射击比赛。在这里，我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以及十大元帅，并接受了他们的检阅。在北京完成任务后，由总干部部分配到重庆无线电通讯技术学校（即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军事系任射击教员，从此便开始战斗在教育战线，为祖国培养人才。

（本文选自《烽火青春——原三十四师文工队老战士文集》）